G20财长会议少点清谈多实干

G20财长会议：少点清谈多实干

G20财长会议16日在俄罗斯莫斯科闭幕，会议发表联合公报并提示，全球经济面临政策不确定、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减少使用借债等金融杠杆)、信贷中介受损、全球需求再平衡等四大风险。至于怎样避免上述四种风险，那就再说吧——G20会议越来越像一种专家研讨会议，而不是各国为协调政策和行动而举行的政府会议。　　日本与会前本来很忐忑，担心其量化宽松政策会招致广泛抨击，但结果令日本大喜过望。会议除了呼吁“发达国家首先制定出可信的中期财政整顿战略，货币政策应以国内价格稳定和经济复苏为目标，并尽量减小对其他国家的负面溢出效应”外，再无二话，仿佛日本疯狂开动印钞机根本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　　美国是量化宽松的始作俑者，自然无法对日本置喙；俄罗斯是东道国，为了会议的团结不便多说；中国因钓鱼岛问题，也不宜在会议期间与日本针锋相对。三大国不挑头儿，其他国家就懒得找事，只有心直口快的德国人公然对日本的汇率政策“深感忧虑”。于是，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被很宽容地理解成为振兴日本国内经济而不得已采取的必要政策；至于其外溢效应，则以“资本流的过度波动以及汇率的无序变动都会对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负面影响”轻轻带过。　　日本是否在发动“货币战”的最大争论尘埃落定，剩下的就是一大堆“重申”：　　“我们重申我们的承诺，即通过合作达到持久削减全球性失衡的目的，通过推进结构性改革来影响国内储蓄并提高生产力。”“我们不会为了竞争目的而将目标对准汇率，我们将抵制所有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保持我们的市场开放。”等等。而会前和会后的现实表明，结构性改革困难重重，贸易保护主义一点也没有因此而减少。美好的“愿望”和空洞的号召，丝毫不会妨碍各国自私自利的算计。　　当然，也不能说一点具体成果都没有。譬如，会议要求尽快落实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并就份额公式改革达成共识，确保在2014年1月前完成份额总检查；会议还决定制定一套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措施，继续加强税收透明度和情报交换等。前者总算给出了IMF改革的阶段性时间表，后者则是针对各国富人移民逃税的新情况开始给予关注，但这样的新税制规则如何制定、什么时间出台，依然“再议”。　　G20是在G7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国际组织，西方七国集团因代表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而步调一致，说一不二，展现了很高的效率；二十国则囊括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两大利益集团，其价值观、目标、要求和各国国内情况相差悬殊，必然呈现出“重要但低效”的特征。　　所以，在对待G20的态度上，中国应该“重视但别太当回事”。要尽可能顺应和融入国际社会，但不能事事委曲求全。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事情上，要按照“中国时钟”运行。譬如，对于某些国家一方面宣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一方面大搞贸易保护主义的行为，中国要坚决反击，毫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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